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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大學院博士班畢業。之後，我順理成章
留在大學部執了三年的教鞭才回臺灣，當年
受教於我的日本學生如今有些都當上教授，
但還是對我畢恭畢敬喊「老師」，真是值得
欣慰。只因為自己閒不下來的個性，總想著
還有什麼沒做、還有什麼可做，仗勢年輕力
壯，研究、看診、教學都和學生在一起，一
天二十四小時始終不夠用，晚上常常只能睡
在學校的實驗室來爭取時間。
北醫牙被人在大庭廣眾下賞了一個
大耳光
儘管忙碌卻十分充實而愜意的東京生
活，終於因為父親的聲聲催促而畫下休止
符。回台灣原本是為了分擔父親繁重的診所
工作，萬萬沒料到當時一篇報章從此打亂了
我所有的計畫。這篇報導公開點名北醫牙醫
學系的教育水準，落後世界牙醫學教育將近
一百年。消息一披露，北醫牙師生彷彿被人
在大庭廣眾下賞了一個大耳光，悲憤之情可
想而知。我在痛心之餘，認為自己所學應該
可以為母系振衰起弊，就是這不揣淺陋的壯
懷，讓我大膽接下北醫牙醫學系主任和附醫
牙科門診部主任的職務，一頭栽入整頓北醫
牙醫學系的歷史任務，而這已經是三十多年
前的往事了。
私人興學談何容易，早年的台北醫學院
縱然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卻礙於人力和財力
的重重限制而捉襟見肘。北醫牙當時只能依
賴少數幾位傑出校友，回校苦撐教學重任。
從那時候起，我就深刻體認北醫的師資一定
要從自己的校友培養起。而為了充實眼前貧
乏的師資，我和大學同窗，也是一起留日的
牽手，提著水果風塵僕僕拜訪台灣大學牙醫
學系，極力爭取他們的師資奧援。無奈高醫
早一步捷足先登，台大的師資已經挹注在高
醫，因此對我們愛莫能助，我於是轉而尋求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的協助。多虧時任國防
牙醫學系主任的趙崇福將軍仗義相挺，傾盡
國防堅強的師資陣容支援北醫牙，每一科都
派出精銳教師，甚至將國防整個口腔外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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